案情：1999年9月，被告人姚某利用從浙江某公司獲得的40萬元商業承兌匯票（雙方約定該匯票不能轉讓、抵押、兌付，僅作為商業信譽擔保），騙取了江蘇某集團的信任，并于當月21日，與該集團簽訂了一份協議，以上述匯票抵算其至1999年8月所欠該集團47.5萬元貨款中的40萬元，同時由該集團再供給其6噸價值7.38萬元的對氨基苯甲醚。協議簽訂當日，被告人姚某即從該公司提走了6噸對氨基苯甲醚。10月2日，被告人姚某以低于江蘇某集團的價格將6噸對氨基苯甲醚轉賣給了無錫的浦某，所得贓款68220元被其花光。
　　本案中，對于被告人姚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無異議，但對于被告人姚某詐騙的數額應如何認定，則存在兩種意見。
　　一種意見認為：被告人姚某詐騙的數額應認定為47.38萬元，屬于數額特別巨大（江蘇省確定合同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的起點為20萬元）。理由是被告人姚某在與江蘇某集團簽訂協議的過程中，故意隱瞞40萬元商業承兌匯票不能轉讓、不能抵押、不能兌付，僅作為商業信譽擔保的事實真相，將該匯票背書轉讓給該集團，一方面抵算了其以前所欠該集團的40萬元貨款，由于該商業承兌匯票不能轉讓、不能兌付，所以該集團并不能夠實際取得 40萬元貨款的所有權，
　　而其所欠該集團47.5萬元總債務中又少掉了40萬元貨款，故等于被告人姚某變相擁有了40萬元貨款的所有權；另一方面被告人姚某又從該集團騙走了價值7.38萬元的對氨基苯甲醚。這樣，被告人姚某通過該協議，共騙得江蘇某集團的貨款應為47.38萬元。
　　另一種意見認為：被告人姚某詐騙的數額應認定為7.38萬元，屬于數額巨大（江蘇省確定合同詐騙罪數額巨大的起點為4萬元）。理由是被告人姚某所持有的40萬元商業承兌匯票，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》所規定的匯票必須記載的有關事項，是真實有效的。被告人姚某在與該集團簽訂協議的過程中，隱瞞真相，主觀上不是為了抵算其以前所欠的40萬元貨款，而是為了騙取該集團的信任，使該集團“自愿”地再供給其更多的貨物，所以40萬元商業承兌匯票在此案中，只是被告人姚某行使詐騙的一種手段和工具，而非目的，被告人姚某實際騙得的，只是6噸價值7.38萬元的對氨基苯甲醚。
　　筆者認為，被告人姚某利用40萬元商業承兌匯票，抵算其至1999年8月所欠該集團47.5萬元貨款中40萬元的行為，應認定為構成“民事欺詐行為”，而騙取江蘇某集團6噸價值7.38萬元對氨基苯甲醚的行為，則應認定為構成“合同詐騙罪”。司法實踐中，我們應注意從以下幾方面來區分“合同詐騙罪”（以下簡稱前者）與“民事欺詐行為”（以下簡稱后者）的界限。
　　1、從主觀方面來看。前者是以簽訂、履行合同為名，從而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，根本不具有把財物騙到手后，再歸還或擬對等履行的打算；后者雖有欺詐的故意，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，其目的是為了與他人簽訂合同，為了生產、經營，并借以創造履約條件。這是兩者最關鍵的區別。
　　2、從客觀方面來看。前者表現為行為人不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，而是采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手段，如假冒“合法身份”、偽造“履約能力”、虛構不存在的事實，或隱瞞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圖和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實等，從而使受騙者產生錯誤認識，“自愿”地與行為人簽訂合同、履行合同、交付財物；后者中的欺詐不僅具有一定的限度，且有民事內容的存在，即行為人通過商品交換，完成工作，提供勞務等經濟活動，取得一定的利益，行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動，一般也無需假冒“合法身份”。
　　3、從受侵犯權利的屬性來看。前者侵犯的是財物所有權，作為犯罪對象的公私財物，并未充當合同設定的權利、義務的體現者，始終是物權的體現者；而后者侵犯的則是債權，作為侵犯對象的公私財物，是已經進入合同設定的生產、流通領域的權利、義務的體現者，即債權的體現者。
　　4、從對財物的處理來看。前者往往將簽訂合同獲得的貨物低價銷售、私吞貨款，或將貨物用于還債、作抵押，或者通過簽訂合同，騙得錢財后，一走了之，逃匿他處，揮霍錢財，進行非法活動；后者則將簽訂合同取得的貨物進行加工、銷售，或者把簽訂合同獲得的資金，用于生產、經營等合理支出，且愿意承擔違約責任，賠償對方損失。
　　本案中，被告人姚某在用商業承兌匯票，抵算其至1999年8月所欠江蘇某集團40萬元貨款的過程中，雖然采取了隱瞞真相、虛構事實的欺騙手段，但該集團的有關人員在認識上也存在一定的錯誤，他們忽略了商業承兌匯票中，只要付款人存在合法抗辯事由，就可以向持票人拒絕付款的法律規定，而錯誤地將商業承兌匯票等同于銀行承兌匯票，錯誤地處分了以前的40萬元貨款。我們從該案可以看出，被告人姚某至1999年8月所欠該集團47.5萬元貨款（包括其中所抵算的40萬元貨款），是以前雙方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所累計形成的一種債權、債務，而不是該集團本身直接拿出47.5萬元或40萬元的錢財，交付給被告人姚某。從主觀方面來看，被告人姚某從山東來江蘇的目的，也不是為了用40萬元商業承兌匯票，沖抵其以前所欠的40萬元貨款，這樣做，對被告人姚某沒有實際利益。被告人姚某知道，在其以前所欠該集團47.5萬元貨款未還的情況下，該集團是不可能再供給其貨物，其詐騙的目的就不可能得逞。而有了這40萬元商業承兌匯票，就可以騙得該集團的好感、信任，進而與之簽訂合同，騙取錢或者貨物。因此，被告人姚某用40萬元商業承兌匯票，沖抵其以前所欠的40萬元貨款的行為，只能認定為構成“民事欺詐行為”，而不能認定為構成“合同詐騙罪”。
　　對于被告人姚某騙取江蘇某集團6噸價值7.38萬元對氨基苯甲醚的行為，則應認定為構成“合同詐騙罪”。被告人姚某在外債高筑，工廠已關門，工人已回家，生產線已改造，不可能再生產化工原料的情況下，與江蘇某集團簽訂合同，由該集團再供給其6噸價值7.38萬元的對氨基苯甲醚，應該說，此時的姚某已不具有履行協議的可能與能力；其將6噸對氨基苯甲醚騙到手后，即找朋友幫忙，以低于購買價，將此貨物轉賣給無錫的浦某，所得贓款68220元均被其揮霍。由此可見，被告人姚某的行為完全符合“合同詐騙罪”的構成要件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責任編輯：王政勇）
文章出處：泰興市人民法院
文章作者：劉　劍 朱美鳳